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。

       李陵与匈奴短兵相接，失败被俘。几乎所有人都在声讨李陵的罪过，唯有太史令司马迁站出来，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李陵辩护。他因此激怒了汉武帝，并蒙受奇耻大辱。自此，司马迁从太史令变为中书令。也正因如此，司马迁才得以为后世留下一部划时代的著作——《史记》。

      当所有的伟大和屈辱，统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生命上时，我们在司马迁身上看到了昂扬的爆发力和创造力，在《史记》中读到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那句话——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

     2021年3月，司马迁与《史记》的故事，登上央视《典籍里的中国》的舞台。2022年清明节前夕，我们走进司马迁的出生地陕西韩城，重访龙门余泽，追忆司马遗风。

     史家绝唱 无韵离骚

     司马迁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在于，他在承受奇耻大辱的情况下，以一部《史记》，为中国文化创建了“以史立身”“以人为本”的千年传统，成就了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的经典巨著。

      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，这种传统维系着民族的文化血脉，构成了我们看待历史、对待成败的价值观和方法论，也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。

      天汉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，汉武帝命令宠妃李夫人的哥哥、将军李广利带兵讨伐匈奴，并命李陵负责后方辎重。

     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，以骁勇善战著称。而这一次，他遭遇了匈奴的包围，最终寡不敌众，无奈投降。

      消息传到长安后，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，大家纷纷斥责李陵。问及司马迁时，他却说，李陵已经率兵斩杀了远超自己兵力的敌人，只是身陷绝境才作出此番选择，凭着李陵历来的人品操守，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报效朝廷。

      事实上，司马迁与李陵的私交并不深。他认为，评价一位将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，不能只看战功和荣誉。李陵在为人处世方面颇有其祖父风范，“常思奋不顾身，以徇国家之急。其素所蓄积也，仆以为有国士之风。”

      为叛将辩护，甚至影射李广利的主力部队不得力，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，他面临两个选择：要么掏钱赎罪，要么接受宫刑。

      司马迁的官职太低，也得不到权势人物的关照疏通。以前的朋友，此时都躲得远远的，连亲戚也都装得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，谁也不愿意凑钱来帮他。当然，司马迁也非常清楚，选择接受宫刑，是比死还要痛苦的事。在慎重考量之后，他选择苟活下来，去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事。

      “李陵之祸”成为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。“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！”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司马迁向自己的好友倾吐心声，他说，自己之所以“隐忍苟活”，就是要把过去从来没有被完整搜罗过的所有历史材料整理在一起，进行详密考究，借由它们探索成败兴亡之理。

      司马迁的非常之志不是空想、空言，他认为自己有书写历史的使命，而且真正用生命去实践、去完成，即使是付出最不堪、最屈辱的代价，也非完成不可。

      一家之言 古今之变

      《史记》开创的纪传体通史这一史书体例，为中国人从宏观角度了解历史提供了一种新方式。

      为什么人们需要历史？因为只有历史，才能够彰显世间的千百种人，以及千百种生命追求。一个人如果能够认真面对自己的生命追求，在对待自我的时候忠于自我，在对待他人的时候忠于他人，那么这个人就是高贵的，无关乎他究竟有多少钱、有多大权。

     《史记》是一部通史，共130篇，50多万字，时间维度横跨3000多年。在它之前，人们对历史的记载仅仅是片段式的，是对某些具体事件的解释；在它之后，历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，拥有了一种普遍性的启发和教训。

        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，他塑造了中国人看待历史的方式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的每一代中国人。

        司马迁生长在一个史学世家。他的父亲司马谈曾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。史书记载，司马迁10岁时便可以诵读古文，后来随父亲到了长安，继续攻读古文经传。

        20岁左右，司马迁开始漫游。所谓漫游，主要是游览和考察。这次漫游，大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，司马迁从长安出发，经陕西丹凤、河南南阳、湖北江陵，到湖南长沙，再向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汨罗江。然后，他沿湘江南下，至长江向东，到江西九江，登庐山。再顺长江东行，到浙江绍兴，再渡江到江苏淮阴，然后北赴山东，到曲阜，再到河南开封，最后返回长安。

        此时，又有一件事对司马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那就是父亲的离世。司马谈的死缘于汉武帝封禅，封禅是非常重要的仪式，汉武帝却没有带太史令去。对此，司马谈、司马迁显然不能认同：这么重要的时刻，负责记录历史事件的太史令竟缺席了。司马谈对此感到羞耻，因而“发愤且卒”。

      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，司马迁正式担任太史令。

       太史令是个很低的官职，主要负责整理史料。当然，他还需要随皇帝出巡。此时，司马迁已经开始著述，同时还忙于掌管和革新天文历法。而汉武帝则忙着开拓西北疆土，并不断与匈奴征战，整个朝廷被山呼海啸般的马蹄声席卷。

      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，“李陵之祸”降临了。出狱后，司马迁做了中书令。但此时的司马迁，全部心思都放在著述上了。

       据他在《报任安书》里的自述，那个时候的他，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找不到了。

       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用第三人称的笔触，冷峻客观地描述了形形色色的明君、贤相、恶吏、谋士、义侠、刺客。他打破了人们对历史人物“一元化”的评价模式，尤其是不以成败作为考察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，而是用更超越、更洒脱的历史观，以“一家之言”通古今之变。

       司马之风 山高水长

     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，嫁给了官至丞相的华阴人杨敞，生了两个儿子：杨忠和杨恽。杨恽正是日后主动献出《史记》，使其重见天日的人。

       写完《史记》后，司马迁的事迹已无从考证。他最后活到多大岁数，也没有确定的答案。作为“史圣”的司马迁，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，而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。也许，他知道历史不会有终结，所以《史记》和他都终结不了。

        司马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       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市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上，历代以来，龙门故地对司马迁的追仰，最直观的表现，一是修墓刻碑，二是民间祭祀。根据碑文记载，从宋代至清代，司马迁祠墓大大小小的修缮就有17次，其中多为韩城当地官员和民众集资出力。

        在司马迁的故里，盛大的民间祭祀绵延千载。北宋年间，韩城民间就有了盛大的司马迁庙会，至明万历年间，司马迁庙会祭仪已升格至正祀（祭孔）级别。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，韩城民间就开始在清明节祭祀司马迁，但氛围却并非凄凄惨惨，反而是敲锣打鼓，热闹非凡。这在司马迁后裔所在的徐村尤为明显。

        徐村之“徐”，也有“延续”之意。相传徐村现有的同、冯两姓，均为司马迁后裔。据说，在司马迁受刑之后，为了躲避朝廷的迫害，他的后人把原来的“司马”姓氏，一分为二，在“司”的旁边加上一竖，变成“同”；在“马”的旁边加两点，变成“冯”，以此作为新的姓氏。

        “司马迁对韩城人的影响太大了。”韩城市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贾雪芹介绍，受司马迁和《史记》滋润而形成的清风正气，不仅流淌在韩城，更流淌在整个中国文化里，对当下仍有非常积极的警示意义。

        明清两朝，韩城先后建立书院13处，除了司马书院外，还有龙门书院、少梁书院、古柏书院等。清康熙以后，新建义学就有28所，文庙规模也是陕西之冠，全国罕见。因此，民间有戏语称“下了司马坡，秀才比驴多”。

        因为读书人多，所以考取功名、为官之人自然也多。明清两朝是韩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，科举取士者近1400人，其中进士110多名，举人500多名，贡生700多名，以致当年朝廷中有“朝半陕，陕半韩”之说，指的是朝廷官员中一半是陕西人，陕西官员中一半又是韩城人。

        “韩城人相信，故乡读书蔚然成风，有司马迁的影响。”贾雪芹说，“历代以来，每年清明节，韩城老老少少都要去拜司马迁祠墓。男孩要从祠墓里摘得松针，别于胸前，以求满腹经纶；女孩折下迎春花，插在发髻，寓意有个好前途。即便到现在，很多韩城的孩子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第一课，老师都要讲一讲司马迁与《史记》，以作勉励。某种程度上，司马迁与《史记》，就是这座城市的根与魂。”